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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学鹏

近日，中国各地出现上调最低工资以及加薪的热潮。实际上，2010年以来，已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0多个省市的平均调整幅度在17%左右。

最低工资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在很多没有具体情境意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会干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竞争性工资水平，迫使企业主削减工作机会。但是，中国最低工资上调几乎都伴随着劳动用工的紧张，而且政府在没有公布最低工资上调幅度之前，市场往往就给予一个新的上涨的劳动力报价，而政府往往是在“事后”用上调行为来确认这个报价，是确认而不是干预定价。

最低工资的上升趋势，既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供应稀缺性”，也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以及政府投放大量货币后造成的通胀上升。前两者是良性和自然的，而后者是需要警惕的。如果“最低工资和普通国民收入”上升的目标是“数量”上的，容易被通胀“吞噬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购买力上升，那么中国将完全有可能进入拉美式的“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局面。所以，调整收入分配的首要条件是，它不能是“数量型”的，而是一种真正的再分配。劳工阶层收入增长需要在货币政策中性、流动性收缩的状态下实现。通胀对资产阶层的资产泡沫是有利的，如果要让劳工阶层真的受益，那么资产阶层就需要让步。

工人加薪是否会让更多的厂商迁移到像越南、印度这样更低成本的地方,或者让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我们认为，现在言之过早。从中国政府近日处理薪酬纷争的灵活方式看，是愿意甚至鼓励工人获得更高的劳动力报酬，但不愿让工人随便中断劳动，因为这会削弱企业生产的稳定性，这对企业接订单、交付货等等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坦率地说，很少有国家像中国做得这样好。实际上很多制造业外商都表示印度和越南的整体人工成本并不低，管理很困难，而且他们善于“罢工要价”，这会造成生产的非稳定性，代价过大。

实际上，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提价空间”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尽管中国感受到外部总需求的萎靡，但在市场份额上中国商品的占比反而上升了，这说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更糟糕。美国人现在开始担心中国工人工资上涨会导致进口的中国货变贵，让美国处于“无就业复苏”之际就面临通胀上升问题。我们认为，那就让中国部分地变成一个“通胀输出者”吧，国内会承受一部分，国际市场也应当被“传导”一部分，在全球化的年代，利益和成本是相联的，既然中国长期压制了美国的通胀，那么它也可以输出一些通胀。

这一机制依然可以用货币数量论解释，中国用廉价的要素对美创造大量顺差，“吸”走大量美元，然后变成国内的货币泛滥，而美国的通胀变得很低，但这不过是“通胀漂移”，通胀没有消失，它只不过暂时去了另外一个国家。中国的通胀带动成本上升，输往美国的中国货价格会贵，这是天经地义的“通胀分享”，就像美国人说“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中国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通胀，你们要分担”。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网易）动脉硬化怎么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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