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大咖们都说了啥

　　摘要：关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大家还是在讲“自动化”，强调的不是智慧的“智”。实际上，智能制造应该更多地从供给侧上去考虑，应该是聪明的制造，应该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两大优势让中国智能制造有机会“平行超车”。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给产业更多试错机会，允许大浪淘沙淘出好东西。规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容量，1是人材和完整产业链，后者是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具有的，过去20多年他们把低端制造送出去了，中国保留了制造业的不同阶段，有人才优势和规模优势。另外，从技术的更新换代来讲，中国有后发优势，有机会应用最前沿的技术改造产业，让我们的制造水平跻身世界前列，这叫做平行超车。

　　刘化龙：

　　智能转型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国造的智能化轨道交通新装备，让列车本身具有智能化，这1改变就在我们身边：“复兴号”身上2500多个传感器可以实现监测智能化：列车运行安全指数、性能指标在制造企业，在我们运行部门都可以实时监测到；另外，复兴号还可以实现决策智能化，基于人工智能的分析系统，列车出现异常时，可自动报警或预警，并能根据安全策略自动采取限速或停车措施。这样的“智能心”，会让中国高铁更加安全、快捷、高效。

　　涂子沛：

　　关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大家还是在讲“自动化”，强调的不是智慧的“智”。实际上，智能制造应当更多地从供给侧上去斟酌，应该是聪明的制造，应当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拿为例，现在我们老百姓不关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关心的是是不是有多种选择。如果智能制造能根据需求，做到每一个都不一样，那才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未来是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而不是简单的自动化。

　　李佐军：

　　要正确理解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更多地依靠新动能来发展经济。由规模速度型目标向质量效益型目标转换；由旧主体支持向新主体支撑转换；由政府推动向市场主导转换；由低端产业形态向中高端产业形态转换；由低端要素粗放投入向高级要素集约投入转换。而实现新旧动能平稳继续转换，需要旧动能安稳退出或下降，新动能稳定构成或增长，还要实现新旧动能无缝对接。

　　刘煜辉：

　　过去5年政府做的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是把14亿人用一个巨大的络有效地连接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的连接，人和物的连接，物和物的连接，构成的就是一个数据的海洋，经济的转型、新业态的产生，诞生的土壤依托的是数据，这是和传统经济最本质的区分。传统经济依托的是土地、传统的资本品。

　　匡贤明：

　　平台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在于单一企业体量的扩大，而在于增进传统经济的转型升级，推动新旧动能的融会。平台经济需要有力、有效的监管。但这类监管，不是竞争性商业领域的监管，而更多是基础设施类的监管。比如，平台企业是否设置了不利于传统企业发展的门槛。

　　面对现阶段创业大潮和资本的焦虑，对新生业态的正向约束是关键。P2P金融信贷引发的各种高利贷、平台跑路、校园贷等社会乱象；直播平台历经“百团大战”终究偃旗息鼓，遭受舆论谴责、政策约束的秀场直播；共享单车倒闭潮中押金难退，用户利益受损……一桩桩新生业态所引发的乱象，足以提醒我们提高警惕，早点打碎资本堆积出来的泡沫，摒弃只想赶风口、分红利钻空子的企业，扶持更多有感、价值观正确的创业者。

　　中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发展，走出了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道路，有本身发展的特点，我们要正视这个特殊性，所有未来的规范、发展、创新都要基于中国的本土化，基于中国道路来考量。

　　对金融的创新，特别是金融科技的创新，监管的反应是滞后的。我们采取的措施，我称之为被动式、响应式监管。出了问题就进行整理清理、叫停，这中间缺乏对真正的创新和乱象的辨别。因此，无论是整体金融的创新，还是整个消费金融市场的创新，都需要有能够支持创新的长效的监管机制。

　　皮海洲：

　　从证监会对“高送转”行为所采取的监管措施来看，都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很得力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不过，管理层对上市公司“高送转”行动的监管可以向前再推动一步，即发布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指导意见，规范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及“高送转”行动。由于从目前上市公司的“高送转”来看，并没有任何的束缚措施。虽然管理层方面提出过“高送转”要与事迹增长相匹配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很抽象，缺少可执行性。

　　由于对纸币的传统路径依赖及市场教育需要较长过程，数字法币出现后，法定纸币还将同时并存。另外，数字法币的出现也并不等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灭亡，只不过是后者仍然以资产性质而存在，而在价值评估上纸币将以数字法币单位计价，就像今天的股票、房产等资产计价一样，甚至国家也可开设专业数字货币市场供各种数字货币的交易，以让市场来发现和评估其真实价值。

　　未来企业一定有很多境外融资的需求，那么就需要境外的融资平台来帮助企业平衡相关风险。亚洲开发银行测算出一个数据，目前亚洲的投资需求是8000亿美元，大部分在“一带一路”地区，这些基建投资大部分是需要境外融资的。而在全球机构的资产组合里面，大概基建投资只有5%。从这个投资方和融资方来看，都有（基建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