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法重在立足权利和开放吗

核心提示:最近半年多来，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先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公共图书馆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的修改，也纷纷加快步伐。

最近半年多来，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先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公共图书馆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的修改，也纷纷加快步伐。这些信号显示，长期积弱不振的文化立法，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立法快车道，同时也标志着， 加快文化领域立法 的顶层设计，正在付诸鲜活的实践。

但也应当认识到，文化立法提速还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最大焦点是，如何克服文化立法的传统思维，以全新理念打造更具现代性的文化立法。综观以往的文化立法，大多偏重于对文化事务、文化市场等方面的监管和规制，保障文化权利的立法设计却严重不足，促进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亦着墨甚少。据统计，目前64件涉及文化的行政法规中，仅有8件属于保障文化权益、促进文化发展方面的立法，管制色彩之浓重由此可见一斑。甚至，一些掌控立法话语权的职能部门，还热衷于在文化立法中设定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管理权、处罚权等等，借机携带利益 私货 。

文化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也是文化立国的根基所在。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当是文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和功能。而 重管理、轻权利 的立法误区，势必使文化权利失去具体法制的支撑，导致权利的兑现大打折扣。正因此，当下文化立法的当务之急，是从抱守 管理本位 转向立足 权利保障 。眼下，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代表的立法行动，已经呈现了这一重大转型的势头，以此为契机，理应开放立法视野，探幽权利细节，以精密的制度设计，全面保障文化创造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公共文化消费权、文化平等权、文化自由权、文化成果保护权等基本文化权利，最终建立起以权利为基点的文化法制体系。

另一方面，助推文化兴盛的制度动力，并非一味强化约束栅栏，而在于全面架构激励机制。但 重管理、轻促进 的立法倾向，难免滋生大包大揽文化事务、僵化管制文化市场等诸多弊端，进而妨碍文化发展、窒息文化活力。现实中备遭诟病的 一封部门函件左右文化产品生死 等现象，即为明证。正因此，未来文化立法的又一变革方向，应当是从迷恋 管制思维 转向侧重 开放思维 ，以最大限度守护文化自由等基本原则，激发文化的创造力。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所设计的一系列扶持、鼓励产业发展的制度机制，以及取消或下放7项行政审批，体现的正是 促进 放权 的立法思维转型，由此赢来如潮掌声，并被誉为最大的立法亮点，亦折射了社会对于文化立法精神品质的殷殷期待。

当然，立足 权利保障 ，侧重 开放思维 ，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监管。文化事业兼具意识形态和经济属性，对文化产品、文化市场等的必要监管，既是维护文化主权和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权利、促进发展的一部分。但也应当看到，文化的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等特质，决定了公共权力对文化活动的干预，应当极为克制，并且设置公开公平的约束机制和权利救济渠道。因此，我国当下和未来的文化立法有必要重构国家和文化的关系，合理划定公共权力的干预边界，妥帖把握权力与权利、监管与自由之间的平衡点。尤其是对于关涉文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事项，应当更多地建立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多元化的治理方式，而非沉湎于简单管制的惯性不可自拔。

无疑将使中央的惠民之举大打折扣。　　“当前我国保障房建设力度前所未有 衡量文化立法是否成功的标准，并非立法数量的多少，而是立法究竟体现了何种价值导向、基本立场。对于正在崛起的文化立法而言，如何从 管理型 转向 权利型 促进型 ，乃是统领立法全局、奠定立法品质的重中之重。而走出观念囚笼、革新立法思维，则是达致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